妈祖崇拜与天津文化
一、妈祖崇拜的定位
　　对神祗的崇拜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受认识能力的限制，把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诸于神灵的操纵，从而也把人力无法控制的现象托付给神灵来处理。宗教就是由最初的神灵崇拜发展而来的。然而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为统一的神教，除了佛教、道教之外，还有成百的神祗被人们顶礼膜拜，妈祖就是这些神祗中的一个。五花八门的神祗世界是中国分散的小农社会经济的反映。妈祖是由于我国东南沿海船民对海上安全的需要而产生的。北宋年间闽都巡检林愿之女林默梦中赴海上救亲人的故事被广泛流传后，许多海上显灵的事迹都被附会在她身上，通过逐渐的神化，林默最终被奉为神祗。这种崇拜现象产生于宋代与当时海上船民活动逐渐频繁有关。宋代造船技术很发达，可以造出长数丈，乘数百人的大船。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就出土过残长24．2米，残宽9．15米的南宋海船。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宋代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对海风的利用，提高了航海技术；宋代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增多。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与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出海进行贸易的国家也有二十多个。当时有九个口岸被指定从事外贸易活动，并为此成立了“市舶司”。海上活动的频繁才产生了对海神的特殊要求。据《古今图书集成·八闽通志》记载，在福建有个昭利庙，供奉的神是唐末观察使陈岩之长子。传说在宋宣和年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朝鲜时，涉海险，被该神所救。但是这个事迹后来被按到妈祖身上。这说明妈祖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如果昭利神生逢其时被选中的话，最终形成的可能是一位男性海神，以后的传承和演变则会是另一番景象了。中国古代也有主持海洋的神，最重要的要属龙王了。“封神榜”中的四海龙王甚至各有自己的管区。人们对龙王的要求似乎偏重于旱天祈雨和雨天防涝，这是古代农耕社会经济的需求。对于沿海的船民来说龙王爷管的事太多了有必要再找一位专司海上风险的神祗。元代海上漕运的开通关系到元大都的粮食供应，于是妈祖也受到元政府的重视，妈祖的封号由“夫人”而“妃”而“天后”逐渐升级，并且形成一套礼制，每当春夏漕运开始时，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大礼。政府提倡也推动了妈祖信仰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泛流传，代代相传，成为重要的民俗事象。由于妈祖崇拜的专业性功能，使它既区别于与官方关系密切的佛教、道教，也区别于流传更广泛的土地、山神、城隍等民间神祗，但是又比民间的行业神流传范围更广泛些。所以妈祖文化是一种处于农业文化边缘的船民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亚文化现象。
二、天津人对妈祖文化的认同与改造
　　妈祖崇拜在天津落户显然与漕运有关。传人既早，扎根亦深。有人认为大直沽的东庙在先，东门外的西庙在后，也有人认为西庙早于东庙。可能由于东庙的位置不如西庙好，所以西庙的香火更盛一些。妈祖崇拜的传人不仅是建了几座庙宇，而是带来了一种船民的文化。海上航行面临着比田间耕作更加艰苦和危险的环境。这种环境造就了船民与大海搏斗的强悍性格。妈祖则是这种与自然抗争的船民性格的象征，妈祖与龙王的区别也在于此。龙王是人格化的自然神，它被想象成一幅怪物的嘴脸。人们敬畏龙王，崇拜龙王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它不再发怒而制成灾害。而妈祖则是站在龙王对立面的人神，她的每次显灵的传说都是帮助人类征服自然。当妈祖崇拜传人天津后，自然也带来了船民与大海搏斗的精神。天津人开朗强悍的性格中应当有这种船民性格的成份。
　　妈祖崇拜传人天津后经历了多种变异。明代天津的地位发生了两个较大的变化。一是筑城建卫后，由军事据点向城市发展。二是海上漕运逐渐被运河漕运所代替。由于第一种变化，天津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到清代开埠前城市人口达到近20万人。城市的发展使漕运之外的城市经济活动日益丰富，从而使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增加。由于第二种变化，天津出现了与妈祖竞争的河神金龙四大王，每年漕帮来津时必随船携带金龙四大王的牌位到津，供奉在河北大王庙内。上述两种变化都是淡化妈祖崇拜的因素。但是明清两代妈祖崇拜在天津都有增无减，天后宫的香火在天津的上百座庙宇中独占鳌头。特别是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圣诞前后的赛神会在清代发展成一百一十道花会表演的“皇会”了，“皇会”无论是规模还是表演水平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既然妈祖崇拜的重要性在降低，为什么妈祖崇拜却更兴旺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先人为主，妈祖从元代起就在天津扎下了根，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四金龙大王始终无法撼动妈祖的地位；二是明清两代天津的妈祖崇拜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天津人已经把妈祖崇拜改造成了一种城市文化。在天津的妈祖崇拜活动中，海事的内容退居其次，如在福建沿海流行的造船过程中的仪式，渔汛期渔船出海的仪式等特色在天津天后宫就很少见了，而围绕天后诞辰的庙会活动却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天津人最盛大的节日和最盛大的表演游行活动。“皇会”的会档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服务性的，如扫殿会、净街会、请驾会、护会、梅汤会等；一类是仪仗性的会，如门幡会、太狮会、广照会、宝鼎会、接香会、日罩会、灯罩会、銮驾会、华辇会、护驾会、灯亭会、鲜花会等；一类是表演性的会，如法鼓会、大乐会、鹤龄会、重阁会、捷兽会、中幡会、跨鼓会、高跷会、五虎杠箱会、拾不闲会、庆寿八仙会等。其中第一、二类会与天后的迎送仪式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天津“皇会”的特色，而第三类会则与各地农村中的花会表演大同小异了。其表演的内容与形式很难说与妈祖有什么直接关系，其中既有佛教、道教的内容，也有民间传说、戏曲小说人物等，可以说是华北地区农村民间文化的荟萃，远远超出妈祖崇拜的内容。各档花会的组织有的来自社区，有的来自行业，也有附近郊县的。但是这上百档花会却有一套字自协调规范，组织严密，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妈祖崇拜的号召下进行的。精美豪华的仪仗、精湛的表演、富丽堂皇的宏大场面，使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之中。皇会满足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也弘扬了天津市民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体现。
　　其次，庙会使天后宫成为天津重要的商贸活动中心，这是天津人从妈祖崇拜中发挥出的另外一个功能。天后宫的庙会每年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春节前后。每年腊月下半月起，宫南宫北大街就成了天津人的年货市场。货物多为祀神用品、工艺品、玩具、日用品等，庙会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一直要热闹到正月十五，延续一个月左右。另一次就是“皇会”期间的庙会，一般延续半个月左右。由于“皇会”期间政府免收厘税，届时“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由御河起，到北河海河，帆樯林立。如芥园，湾子、茶店口、院门口、三岔河口、如有可以泊船之处，几乎无隙可寻。河面黄旗飞舞空中……数日之内，庙旁各铺面所买货物，亦利市三倍云。”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有限的商业需求不足以支持大量的城市发展，传统的城市往往首先是政治中心，所以集市和庙会就成为城市商业经济的补充。如北京就有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寿等十几个庙会。天津的天后宫庙会则为繁荣天津市场起了不小的作用。
　　天津人认同了妈祖，但妈祖只靠海上护航的功能却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城市生活的需要，于是人们就把妈祖的功能加以扩充。皇会出巡时共有五位娘娘，除天后外，还有眼光娘娘’、癍疹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主管生育和小儿健康的女性神祗在各地民间流传很多如送子观音(也称子孙娘娘、催生娘娘、投儿娘娘、奶母娘娘等)、碧霞元君、紫云英夫人等。天后宫所谓拴娃娃的习俗在华北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缺医少药、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中，人们太需要这类女性保护神了。既然妈祖是女性，把这些功能嫁接到她身上并不奇怪。实际上天津人把天后宫叫做“娘娘宫”，并不刻意分辨到底是五位一体的娘娘呢，还是群体的娘娘。当然人们还在天后宫摆上了千手千眼观音，关帝、财神、唐明皇、吕祖、张仙等神祗，对天后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反映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用主义大杂烩的性质。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改造，妈祖崇拜确实有了“天津特色”，已经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妈祖文化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妈祖崇拜逐渐被社会所淘汰。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城市经济功能的改变，妈祖崇拜的社会基础逐渐消失了。在民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妈祖崇拜成了破除迷信的对象。虽然在天津“废庙兴学”的活动中天后宫被保留下来，本来每隔几年才出一次的“皇会”则越来越少。有记载的“皇会”只有1924年和1936年的两次。而最后一次出会也被人讥讽为予示着国家将亡的群魔乱舞。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很少有人再为海上航行安全，或求子祛病去祈求妈祖的保护了。但是象其它民俗事象一样，作为千百万民众曾经长期传承的集体行为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当我们使用“妈祖文化”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扬弃迷信的客观化过程。而赋予它新的现实意义。近而言之，妈祖文化是天津文化区别于周边地区文化的特色之一，它是加强天津人文化认同的乡土情结之一。广而言之，在当前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潮流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支点。妈祖文化是联结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纽带之一，也是天津走向世界的特殊优势之一。美丽的神话传说，绚丽多彩的民间表演艺术，精致的工艺品制作，今天是天津不可多得的文化旅游资源。历史文化既不可一笔勾销，也不可替代，只有正确认识了它，才能成为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