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运河的北方枢纽，随着漕运的发达，到明代中后期，天津逐渐成为北方的商品集散中心，在1500年以前就形成了10余个集市。此外，天津的制盐业也比较发达，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天津盐的年产量约1500万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 10% 左右。经济的发展为明廷提供了丰厚赋税 。1597年，御马监太监王朝被派到天津征收商税，次年秋，王朝死，同为御马监太监的马堂随即接任，并兼任临清税监 。从1598至1599年、1601至1604年及1606年的7年间，马堂为皇室提供了287391两白银，平均每年41000两 。由于他为宫廷提供了巨额资金，因而深得皇帝的宠爱，马堂曾对利玛窦夸口：“没有一个高官对皇帝能像他那样有影响”。
　　尽管宦官实际上已成为利玛窦进京时必须依赖的势力，然而他对于宦官的态度决定了其成功的曲折性。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充分表现了对于宦官的谴责和蔑视。这首先是由于宦官们在各地的横征暴敛中形成的种种劣迹使富有正义感的利玛窦产生了反感。其次，是受到了宦官的对立面——官僚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最后，作为“西儒”的利玛窦对于宦官的出身和素质有一种天然的蔑视。这些都使得利玛窦不愿为进入北京而求助宦官。不仅如此，这一态度还使利玛窦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马堂的帮助，而宁愿归于上帝的护佑。
　　马堂的帮助——进京的关键
　　马堂的恶名并不妨碍他帮助利玛窦于1601年1月离开天津，抵达北京 。马堂帮助的动机在于邀功请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堂必须首先帮助利玛窦达到目的。
　　马堂的帮助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为利玛窦进京向皇帝上报奏章，使万历皇帝发出了“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的谕旨 。第二，将利玛窦从远离京城约500公里的临清送往距首都120公里的天津，皇帝批准后可迅速抵京 。第三，利玛窦进京后，马堂的人向他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为此，利玛窦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与马堂相遇，“他们就会像一个毫无结果的使团那样从北京返回”。此外，与马堂关系密切的太监集团将利玛窦遭礼部拘留一事上报皇帝，皇帝对此“极不高兴”，并将礼部打算将神父们送回广东，甚至遣送回国的奏章“搁在一边，这就等于是否定它。”
　　由于对宦官的厌恶，在与马堂的交往中利玛窦表现出某些误解，甚至偏见，最大的偏见就是将天津之行视为入狱。在天津，利玛窦先是住在船上，随着冬季的临近，为了避寒马堂让利玛窦等人“带着他们的全部行李搬进一座偶像的庙宇”，并安排4名士兵守护，这或许有监视意图 ，但考虑到当时的天津是一座重要的军事基地，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些士兵又不大管他们“做些什么，或到哪里去”，利玛窦甚至可以派人前往临清、北京送信，而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可见“看守”不能作为“入狱”的标志。
　　利玛窦进入并留居北京，不仅扩大了他的声望，还使传教士们认为其传教行为具有了合法性，从而使中国教徒迅速增加。经过14年的漫长历程，到1596年只发展教徒100余人 ，而进京后2年的1603年即增加到500余人，1605年达1000余人，1610 年更至约2500人。利玛窦的声望还有助于消弭教案，改善传教士在内地的生存状况 。此外，稳定的京城生活使利玛窦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如与徐光启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并对科举之人产生了影响，使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士大夫中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利玛窦的北京之行在中西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完）